如果没有本善，便不能向善，因为缺乏内在的潜力、能力，缺乏内在的根据。
所谓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者，因为君子是有德性之人，并且能自觉其德性，要成为有德性并能自觉其德性之人，就要知天命，否则就不能成为君子。* 原载孔子2000网站，2000年7月14日。
在命运面前，只能接受必然性的作用，而没有任何自由可言，正因为如此，才有如何对待命运的问题，也就是生活态度的问题，人所能做的，仅仅如此而已。很清楚，当孔子谈到知时，显然不是指通常所谓认识或知识，而是德性之知。至于知命、知仁之知，更不是一般的认识论问题，而是德性修养的问题，是成德之学，不是知识之学。就见闻之知而言，孔子持一种客观的认识态度，如多闻阙疑、多闻阙殆[3]之类，就是如此，但是即使如此，孔子之重视见闻，与墨子之重视见闻，并不相同。仁从根本上说是情感，是情感的理性化，仁者爱人是仁的本质规定，知则是仁德的一种自觉，需要心通而默识，即自我直觉，而不是概念分析。
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[4]。要择善而从，就要分别善恶，善者好之，恶者恶之，这才是见闻之知的主要任务。[56] 今经变指经历了宸濠、忠、泰之变以后，明确阐释致良知之说。
嘉庆二年（1523），二月。意则有是有非，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，则谓之良知，依得良知，即无有不是矣。[57]经历居夷处困后，阳明发现良知，在此之前似有所得，但似处在一种蒙眬状态，这些子，给人以模糊之感。陈惟浚问：您为何发叹？阳明答：此理简易明白如此，却一经沉埋数百年。
[45]惟浚即陈九川字，崇一为欧阳德字，二人庚辰（正德十五年）在江西侍阳明。[58] 自龙场起，王阳明就已知意识到良知，开启了良知萌发的过程，只是不成熟，出于谨慎没有明确提出并加以阐释。
至此，湛若水出使安南封国，王阳明唯恐圣学难明而容易产生遗惑，人生分别容易而相会困难，因此作文以相赠。于是以默记《五经》之言证之，莫不吻合，因着《五经臆说》。钱德洪说：心体是天命之性，原是无善无恶的。于学者言，费却多少辞说。
此学数千百年，想是天机到此，也该发明出来了。对于当地的艰苦条件，他表现的十分达观，引《论语》言：子欲居九夷。王阳明对他们说：我今将行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。修齐治平，总是格物，但欲如此节节分疏，亦觉说话太多。
他与黄绾、应良论圣学久不明，学者想要做圣人必须廓清心体，使纤翳不留，真性始见，方有操持涵养之地。他后来回忆说：我昔居滁（正德八年在滁阳1513）时，见学者往往口耳异同之辩，无益于得，且教之静坐，一时学者亦若有悟，但久之亦渐有喜静厌动之弊。
在贵州龙场条件艰苦，他体悟到格物致知的宗旨，就是吾性自足，即不是舍心求事物之理，而是求事物之理于心中，这就是心即理之说。但恐学者得之容易，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，孤负此知耳。
[53] 《年谱》同条载：一日，阳明喟然发叹。[11] 王阳明：《别三子序（丁卯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一册，第241页。格物立足于心，乐何尝不由心发。医经折肱，方能察人病理。则吾之为是，固又忘鱼而钓，寄兴于曲糵，而非诚旨于味者矣。迄今思之，最是动心忍性、砥砺切磋之地。
[62]见钱德洪：《年谱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四册，第1299页。[23]并自以为肩负着弘扬儒学的使命，自谓幼不问学，陷溺于邪僻多年，后又究心于佛老二氏之学，再次误入歧途。
[12]正德五年（1510）条载：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，纷纷异同，罔知所入。王阳明早年困于格竹子，又迷于佛老二氏，带着困惑与迷茫踏上了去龙场的道路，而后至龙场，又觉二氏之学未尽。
非谓此对语录为是年是月之事也。又引程颢语：才学便须知有着力处，既学便须知有着力处。
[20] 王阳明：《答方叔贤（己卯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一册，第188页。久之，渐有喜静厌动，流入枯槁之病，或务为玄解妙觉，动人听闻，故迩来只说致良知。钱德洪又认为，心体指的是天命之性，所谓心与性、性与天道合一，原本无所谓善恶或超越善恶，而心内在于人在后天受习染影响，意念萌发之中必然表现出善恶，因此才需要《大学》所谓的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等工夫以恢复其本心即原发之性，倘若没有善恶，功夫则变得无意义。一语之下，洞见全体，真是痛快，不觉手舞足蹈。
在这里，本体与工夫从原初一致到可能不一致再通过工夫回归一致。他在决意去贵州之前回南京省亲，又至钱塘与徐爱等三友道别，问他们道出自己的期许：天将降大任于是人，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所不欲，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。
王阳明回答道：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，特学者未得启悟，故甘随俗习非。嘉靖改元，王阳明居越讲学，专提致良知。
[39]王阳明：《传习录拾遗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五册，第1556页。[19]正德十四年（15219），论《大学》辄持旧见，称《大学》旧本之复，功尤不小。
学问头脑，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。[45] 王阳明：《与陆原静（壬午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一册，第202页。[75]关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是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[25] 王阳明在龙场对心即理、吾性（心）自足等都有发明，作为本体的性体、心体的认识大体确立，而这些离不开功夫。
王阳明针对别人的各种诽谤说：吾自南京已前，尚有乡愿意思。陈说：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，认识神为性体，故闻见日益，障道日深耳。
[74]毛奇龄《王文成公传本》载四句教说：良知作致知。[23]王阳明：《别湛甘泉序（壬申）》，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第一册，第245-246页。
他与当地土人讲知行之说得到认同，可能因为那里的人蔽塞，不知有异说，而与士大夫讲知行之说却建议不统一，议论纷纷，其原因是意见先入，这里虽未说明，恐朱熹的知行之说有影响，而这成为他创发知行合一说的动机。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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